来源：天天说钱(ID:liuxb0929) 刘晓博研究城市经济活力的时候，有很多指标都比GDP更有用。道理很简单，因为GDP纳入了政绩考核，数据可能被干扰了，但那些不经意披露的小数据，往往隐藏着事实的
研究城市经济活力的时候，有很多指标都比GDP更有用。道理很简单，因为GDP纳入了政绩考核，数据可能被干扰了，但那些不经意披露的小数据，往往隐藏着事实的真相。
几年前，我率先使用“小学生人数”作为考察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的核心依据，并将它跟楼市研究结合起来。目前，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今天我想介绍的一个指标也比较奇葩，它就是：固定电话用户数。
中国固定电线年前后见顶，随后在移动电话迅速普及的打压下，固定电话用户开始减少。现在谁还安装固定电话？当然是企业，尤其是新创业的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虽然固定电话没有什么用了，但你不安装一部，就可能被人看做是“皮包公司”，影响公司信誉。
根据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0年的时候全市固定电线万户，其中住宅电线年，全市固定电线万户。
于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来：这5年里，上海家庭安装的固定电线%，单位的电线%。可见，家庭可以取消固定电话，但单位很少这样做。而这，大概就是中国各地固定电线年，全国固定电线%。
所以，如果一个城市固定电话有增长，或者下降幅度远低于22%，则意味着这个城市有显著人口增长，或者有大量中小企业设立。
以上数据来自各城市公布的“统计公报”，其中很多城市，比如郑州、成都、武汉、天津等，我没有能查到固定电话用户数，所以未能列入这个表格。
上述10多个城市，基本上是过去5年里人口或者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它们要么是一线城市及其卫星城，要么是直辖市或者副省级城市。
过去5年里固定电话出现显著增长的，只有深圳和东莞。其中东莞是先增后降，但最终仍然实现了5年的大幅增长；深圳期间略有反复，最终在2015年出现飙升。而2015年，正是深圳商事制度改革得到深化、创业热情高涨的年份。
据深圳特区报最新消息，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深圳市新登记商事主体171万户，比改革前同期增长了270%；其中企业近103万户，比改革前同期增长了339%。截至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累计实有商事主体262万户。按深圳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深圳常住人口1137.89万人计算，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30户，每千人拥有企业130户，创业密度最高，居全国首位。
深圳目前有262万个商事主体，这意味着深圳已经超过重庆，成为全国商事主体最多的城市。重庆到2016年上半年，商事主体数量为203万；北京到今年7月，商事主体数量为194万；广州到今年9月，商事主体数量为146.7万。上海的数据没有查到，大概跟北京相当。
深圳和东莞固定电话的高增长，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诞生了大量的小企业，次要原因是人口的大幅增长。换句话说，是公私两方面固定电话的强劲需求，支撑了他们用户数的增长。佛山的情况，跟深圳东莞类似，所以下降幅度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重庆最近几年扭转了人口下滑的趋势，经济增长比较快，此外大量农村人口可能开始安装固定电话，毕竟有些山区移动电话信号不好。所以，从固定电话用户数字来看，重庆经济也是蒸蒸日上的。但重庆的情况，显然跟深圳、东莞、佛山不完全一样。
我此前在专栏里用“小学生人数”推算过，中国有“三大四小”人口增长中心，其中北上深及其周边是“三大”，长沙、南京、郑州、“厦门+泉州”是四小。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北京、上海、长沙、南京固定电话减少速度也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这跟人口增长有关。当然，还跟创业企业增多有关，这在北京身上体现的更显著一些。
受北京因素影响，廊坊是过去5年人口、资金都增长得非常好的城市，在地级市里堪称增速全国第一。但遗憾的是，固定电话数量显示，廊坊吸引到的只是人口，而没有吸引到企业。
至于苏州，固定电话减少幅度也超过了全国，这跟苏州人口增长趋势似乎不符。但如果你考虑到苏州经济结构以及资金增速，就可以理解了。苏州大的外资生产企业比较多，人口大部分进入了工厂。由于苏州缺乏小型创业企业，所以固定电话数量只减不增。而且近年来，苏州“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这个重要指标，也开始落后于南京、杭州、天津，排位越来越靠后，眼看前十名难保。这说明其经济效率并不高。
杭州被人看做是创业天堂，但遗憾的是从固定电话数量增减角度，我们看不到杭州小企业的活跃度。当然，广州、厦门、惠州等城市也是这样。
在这个指标上，深圳和东莞的强劲势头令人惊叹，其中深圳固定电线万）达到了一个量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