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信每月拦截70万次境外可疑号码 发送闪信“强制”提醒诈骗电话 打击通信诈骗
一系列徐玉玉式的悲剧让通信诈骗再度成为热点，也将电信运营商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电信运营商不作为”“为了利益对垃圾信息和诈骗电话高举轻放”??最近一段时间，每次亲朋好友聚会见面，徐峰（化名）都会成为众矢之的，作为一名电信运营商员工，似乎悲剧的所有原因都与他所供职的企业相关。每次，在和朋友辩驳一番之后，徐峰只剩下苦笑，“你们知道吗？我现在的工作节奏是7×24小时轮班制，一天不停地审核垃圾短信。”
通信诈骗中，运营商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从各基础电信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看，基础电信企业不会将垃圾信息和骚扰电话作为其发展客户、提升业绩的途径。”在一篇澎湃新闻关于通信诈骗的新闻报道中，工信部如是回应。工信部认为，运营商在治理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方面应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主要包括：一是严格落实手机实名制；二是确保主叫号码正确真实传送；三是规范管理通信线路资源和号码资源；四是及时终止和阻断不法信息的传播。
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这并非是新要求。事实上，严格落实手机实名制、拦截虚假号码、清理改号软件??电信运营商为了治理通信诈骗的措施，早已开始执行并已取得相当成效。但另一方面，多年无法根治的通信诈骗，源自信息源头泄露、全程全网环节复杂、跨域执法难等多种原因，有些时候，运营商也有心无力。
《IT时报》记者深入采访电信运营商内部人士，看看在骂声与压力夹缝中，他们正在如何为自己正名。
所谓“虚假号码”是指犯罪分子依靠技术手段和监管漏洞，模拟银行、公安、电信公司等主叫号码进行诈骗。当用户看到手机来电显示出0955××（银行号码）、0755-955××、（某公安分局电话）等号码时，难免会产生信任感，并因此上当中招。这也是工信部要求电信运营商确保主叫号码正确真实传播的缘由。
早些年，利用电信行业“呼叫转移”业务中可以透传原主叫号码的规则，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伪造一个假的呼叫转移信令，可实现主叫号码任意修改以达到诈骗的目的。但近几年来，加强语音接入中继转接话务的资质审核几乎已是国内电信运营商内部管理最为严苛的规范业务手段。虚假主叫号码源头被卡死，现在用户接到的虚假主叫诈骗电话，往往来自境外。
“不法分子会专门选择通信监管薄弱的国家和地区，利用呼叫转移实施海外远程诈骗。按照国际通信惯例和相关法规规定，国内运营商对于由境外通过呼叫转移过来的话务实施原主叫号码的透传，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个规则，大量通过伪造国内公检法等主叫号码实施通信诈骗，因此境外运营商没有完全实施有效审核拦截是国际通信诈骗泛滥的重要原因。”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信）网络运行部汤凯锋向《IT时报》记者介绍。近日，广东刚刚破获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中，警方便是远赴亚美尼亚，抓回了129名诈骗嫌疑人。
然而，和这些国家的海外运营商合作并不容易，不少海外运营商没有实施主叫鉴权，不法分子甚至不用伪造呼叫转移，直接把主叫号码改为国内号码就可以打回国内。上海电信曾多次向对方发函，要求管好它们的号码资源和网络源头，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太明显效果。
唯一的办法是，国内运营商严格规范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主叫号码传送，根据要求对国际来线”不规范号码等违规号码进行拦截，通过技术手段分析之后，对境外来电中能准确辨识的诈骗来电进行拦截。比如电话来自境外，号码却显示是“021”等中国地方区号或110、120等号码，那么肯定是诈骗电话，或者号码前显示为“+86”（中国的国家区号）的境外号码，也基本可以判断为诈骗电话。目前仅上海电信每月拦截不规范号码呼叫就达70万次左右。
为什么不拦截骚扰电话和诈骗电话？面对用户常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电信运营商们很为难。
根据《电信服务规范》，电信用户在服务过程中全程享有使用通信权，所有公民都有平等接入电信网络，使用电信服务的权利。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电信用户依法使用电信的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
汤凯锋告诉《IT时报》记者，曾有用户提出，电信运营商可以根据电话拨出的频次通过大数据分析，判断是否是骚扰电话，并进行拦截关停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电信运营商仅可以根据行为特性分析，筛选出“疑似骚扰灰名单”，但根据现有法律法规，运营商仍无法100%判定这些电话号码是否真正属于骚扰电话，也无权直接关停，只能报请公安部门核实，待公安部门核实反馈后，名单由“灰”变“黑”，才能根据公安要求将电话关停，而取证是否是黑名单的过程也非常困难，经常会遇到主叫不承认、被叫不配合等情况。
“运营商是高速公路上的管理员，就算他知道开车的人就是骗子，也只能报警抓人，因为管理员没有执法权。”尽管如此，汤凯锋和同事们还是想了很多“招”，比如根据用户举报，以合同约束、警告函的形式警告疑似主叫者。同时，在今年上海电信协助公安部门建立的上海反欺诈呼叫中心已有相关流程，当判断受害者接到的电话很可能是诈骗电话时，马上向用户拨打提醒电话，如果骗子始终占用用户线路时，则向受骗者推送“提醒闪信”。“闪信”是一种强制手机全屏显示、黑底白字的醒目信息，如果机主不按“确定”，将始终显示在屏幕上。
“大家都说电信诈骗，实际应该叫通信诈骗或网络诈骗，反通信诈骗是一个综合体系，需要各个部门配合，我们要呼吁公安部门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系统，而不是把矛头指向运营商。”通信业专家项立刚向《IT时报》记者表示，抓骗子是警察的责任，运营商没有执法权，面对高效率、低成本、精细分工的犯罪分子，必须建立起一个以公安为核心，整合银行、电信等领域的网络系统。
目前，这个系统正在建立。今年3月21日，由上海市公安局会同通信管理局、上海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等通信、金融监管部门共同筹建的上海市反诈骗中心已开始投入运行，建立了商业银行、通信运营商、金融清算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联合入驻办公，在防范、打击、治理一体化运作的实战机制下，实现了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案件的即时接报、即时劝阻、即时冻结、即时打击。
项立刚认为，还应该在全社会推进信息标注，但信息标注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这些数据相关公司没有打通，标注不能共享；二是缺少申诉中心，对于恶意标注没有办法及时清除，“工信部应该牵头推动信息标注事宜，要求各个手机厂商在手机出厂时，在手机安装某一种标注软件。”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则认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最关键的是对诈骗未遂信息的处置。事实上，大量的用户收到诈骗信息但并未受骗，相关部门应从未遂信息中，发现线索并进行有效分析、处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则认为，遏制通信诈骗，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公安机构应建立先冻结资金再调查的机制，以最快的速度保护受害人资金安全；二是运营商应落实手机号码在转让时同样实名制；三是政府应加大对诈骗打击力度，不能单纯针对数额进行定罪量刑，却忽视了密切相关的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和售卖公民信息这部分犯罪。目前《刑法修正案（九）》也强化了侵害公民信息罪，应该借机亡羊补牢，做到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