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市民眼中，以“400”三个数字开头的热线电话一直是大公司和大品牌的象征，但9月14日记者调查发现，“400”电话已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行骗的道具。而这背后，是“400”电话办理市场的混乱以及监管存在的漏洞。
400电话：主被叫分摊付费业务。运营商为被叫客户提供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唯一号码，在全国任何范围内，主叫用户只需拨打“400”开头的10位号码，无须加拨区号，便可按照被叫客户预先设定的方案，将呼叫直接接转到被叫客户所指定的电话号码或呼叫中心。
就如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一样，使用“400”电话的不全是大公司，还有骗子。日前，家住和平区长白西路的周女士收到这样一条短信：“你的工商银行银行卡在我行ATM自助柜员机存款出现问题，请马上与本行此次唯一专线联系，为你索回金额或冻结不法卡号。”
让周女士又气又笑的是，就在不久前，她收到了一条声称是邮储银行客服发来的短信，不仅短信内容与此一模一样，而且留下的“唯一专线”也是。随后，周女士在网上吃惊地发现，这个400号码还扮演过“中国银联”、“建设银行”、“火车票预订中心”等多个角色。“在我印象里，400电话都是大公司的客服热线电话。”周女士和记者说。
无独有偶。市民林先生通过网络搜索，查询到一个“400”开头号称是春秋航空的订票热线，林先生拨打这个电话订了一张机票，并把钱汇到了指定的账户，结果却没等来机票，花钱买了教训。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通过“400”电话进行诈骗的情况时有发生，涉及银行卡、购物、订票、中奖等多个领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400”电话号码查询骗得受害人信任，进而诈骗钱财。
“全国统一、终身不变的电话”、“企业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在“400”电话业务刚一推出时，这样的宣传标语令其成为不少大型企业的首选。每天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上各大企业、品牌的广告里，也频繁出现“400”电话的身影。因此在不少市民印象中，“400”电话是“大企业”“有实力”的代名词。 海南在线 海南新闻 财经 标题 内容
可为什么现在的“400”电话沦为了不法分子行骗的工具?通信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市场混乱是主要原因。
记者从一家通信运营商那里了解到，只要携带企业单位公章和身份证明到营业厅就可以办理“400”电话业务，该业务并没有开户费，只要每月最低消费300元即可。相对于正规运营商的营业厅，浑南新区“400”电话业务代理商李女士告诉记者，从她那里申请“400”电话，即使是个体工商户也行，没有最低消费，一天就能开通，而且可以将“400”电话绑定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接听。
如果是从网络渠道办理，那就更简单了。一家自称可以办理各类“400电话”的网站客服表示，只需将公司的营业执照、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扫描发给对方即可，无需开通费，每月最低支付50元月租，便可以申请一个“400”电话。另外一家网站表示，只要在网站上选择一个号码，填写一个表格，付款后7个工作日即可开通。
记者从通信监管部门获悉，目前只有9或1打头的五、六位短号是通信管理局特别批准的，办理手续和流程非常严格。“400”电话通过运营商和代理商就能办理，并且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号码资源又归不同的运营商所有，因此，在监管上也就存在一定的困难。
9月14日记者就个别“400”号码可能存在诈骗问题向运营商进行了投诉，希望其调查并关闭该号码。受理人员表示，无法查询到“400”电话的真正用途，也无法对相应的“400”号码进行处理，目前只能关闭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码。
记者从一家银行了解到，由于意识到“400”号码存在着安全漏洞，他们正酝酿将以400开头的客服热线开头的五位短号码。
对于监管上存在的问题，炜衡律师事务所郝亚超律师认为，责任还在运营商。由于运营商掌握着“400”电话的号码资源并且运营这项业务，当利用这一业务行骗的事件多起来时，运营商就应该负有相关责任，采取补救措施，从源头上加强监管。 (来源：沈阳日报 记者 刘洋) 王某欠下巨额债务,不得不四处筹钱还债,适逢妻子将14万元公款带回家,为将这笔钱挪用还款,王某不惜将妻子杀死。9月8日,沙雅县警方宣布成功破获此案。
8月11日19时许,沙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某棉纺厂职工报警称:厂里的统计员孙某携14万余元工资款去向不明。接报后,刑警立即赶赴棉纺厂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刑警调查了解,8月10日,孙某在棉纺厂财务室领取了22万余元工人工资后,当日发放工人工资8万余元,下午下班时将未发放完的14万元带回家中,次日孙某去向不明。
通过调查了解,民警发现孙某的丈夫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遂依法将其刑事拘留。
原来,王某于2008年开始从事建筑行业,此后财务收支入不敷出,欠下巨额债务,从8月初开始,王某分别收到多个催要欠款的电线日晚,得知妻子孙某将未发放完的14万元工资款带回家后,他与孙某商量先动用公款支付部分欠款,妻子拒不同意,两人发生争执。8月11日凌晨1时,王某将妻子掐死在家中床上,随后将尸体放置于私家车后备箱内。次日开车将尸体和赃款掩埋于古勒巴格乡一间新盖的房屋内。 1月11日，河北省平山县东回舍镇西郭苏村村民霍军岐到该省信访局信访。然而，令其没有想到的是，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被前来接访的镇政府干部殴打，上访反映问题的资料被抢，随身携带的650元钱也被一并抢走。
1月13日，被打上访人霍军歧在老乡的陪同下向记者反映了自己被镇司法所长赵建利(音)痛打的遭遇。
霍军岐告诉记者：“我因2007年自己林木被盗伐一事，从乡、县、市、省一直找到了国家林业部门，至今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两年来，光北京就去了十余次。两次盗伐林木都是人赃俱获，然而这个问题却一直没能解决。”
“无奈之下，1月11日上午我因此事到河北省信访局上访，省信访局了解情况后，告知当时在场的平山县接访人员尽快处理此事。之后，我便出去在附近找地方吃午饭。然而，平山县东回舍镇司法所所长赵建利趁我不备，将我摔倒在地，用膝盖压住胸口，一个手掐住脖子，并用拳头猛打我数拳。当时我被打蒙了，后来在众人的劝阻下才停止殴打。我的包也被一个叫董小强(音)的乡镇干部抢走了，里面有信访材料、650元钱及一本法律法规书籍。”
记者联系了亲眼目睹霍军岐被打过程的赵某、王某，两人均证实在他们在现场确实看到赵建利将霍军岐压倒在地，掐着他脖子，并立即对赵建利进行了劝阻。
霍军岐还告诉记者，“我被打当天镇上来人把其他上访人员接走了，由于钱被抢走，身无分文，我只好留宿在石家庄火车站的候车室，两天没吃东西。由于被打右胳膊疼得还抬不起来，膝盖隔着那么厚的衣服也被磕破，没法下蹲，裤子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磨破。”霍军岐还告诉记者，当时赵建利说，抢了你的资料随便告去，没钱饿你几天也得回去。
在悬挂着“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红色条幅的平山县东回舍镇政府，记者就此事采访时，该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主抓信访工作的是一位副书记，目前正在省信访局驻点。”并当场打通了该负责人的电话，向其说明记者来意后，这位副书记并没有向记者透露当天是否存在打人的情况。随后记者从这位工作人员口中得到证实，被指打人的赵建利是该镇司法所所长，董小强也是该镇的工作人员，目前都在省信访局驻点。
该镇一位薛姓工作人员说：“因为自己调来时间不长，但对霍军歧的事多少有一些了解，霍军歧是一名老上访户，镇政府光去北京接他就不下十次，镇里也为此光掉了数万元，前一段时间还因为上访的事给过他四万六千元补偿，当时他也表示不再为此事上访。现在上访的理由其实跟上次是一码事。”但霍军岐称，四万六千元补偿与他此次信访事件没有关系。
在交谈中，薛姓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诉苦：其实霍军歧所信访事项跟镇里没什么关系，可现在对信访人员实行属地管理，镇里的压力就大了。当谈到司法所长赵建利时，薛称，赵所长比较年轻，从性格方面来说，他不会出手打人的。因为当时没在现场，具体情况也不了解。但霍军歧的包现在确实在镇政府放着，因为里面有他的上访材料，拿了他的包就是不想让他再去北京，根本不是抢的。
该镇党委书记解建军在电话里告诉记者，霍军歧的事镇里已经给他解决，还给了他极大照顾。解书记还说：“赵建利不至于在省信访局门口打人，如果真的打了他，可以到公安部门报案嘛。”当记者向解建军提出与赵建利本人见面，或电话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时被拒绝。 (中新网 记者俱凝搏李想)
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下称农垦分局)值班室。
与此同时，二楼会议室，正召开局领导会议。参会者有局长徐晨铭、副局长张强、李宝全等。
8点刚过，一楼值班室里，剧情开始前又插广告，高作喜说，广告真多。话音刚落，啪，值班室的门被撞开了，咚一声弹在墙上。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冲上前，两人扭住了他的胳膊，两人抱腿，一人抱头。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体内。
东方红派出所60岁的治安员叶成江说，高作喜人高马大，办案正直不讲情面，东方红农场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闹事的报警，高大虎与同事张振勇出警。后来，张带了两个人回所里问讯，高作喜独自留在现场。但随后来了一拨人，“高大虎”被围殴了。
高作喜回忆称，过程中他先后四次拨打分局的值班电话，没有等来同事的支援。打人者走后，高作喜住进了医院。
次日，副所长王君利与张振勇到医院看望。王副所长说，所里人手不够，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出院后，高作喜找到所长马春生，要求报医药费，并追究肇事者责任。马所长说，追究肇事者，归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时任分局政委韩金桩，韩认为，这是治安案件，还是应由派出所领导处理。
在高作喜看来，所领导与局领导是在“踢皮球”。这让他非常窝火。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那段时间，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闷酒。老叶认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窝火的事，何况“高大虎”又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现任巴彦派出所所长的马春生告诉记者，如认为袭警者涉嫌妨害公务罪，应由检察院立案批捕，但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不立案。
高作喜称，当时他提出，再不解决问题，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韩说，你愿到哪告到哪告。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局长高苏和批示：这是近年来唯一的一起民警在执法中被打案件，要从强化执法力度、维护民警权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农垦分局成立了专案组。2005年9月9日，带头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他说，所长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马所说，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称，他没答应，所长威胁他“警察不想干了”，他顶了一句“你吹牛皮”。
对此情节，马春生说，他并没威胁高。他认为，既然高受伤并不重，不必纠缠于此。他认为高一直纠缠，只是为得更多赔偿。
不过，他称“私了”不是他的意见，是上级领导指示。马春生说，检察院领导也多次要他们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节，未得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证实。
高作喜称，后来分局领导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这让他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后来他答应了。
在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工作人员公证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与何四民的哥哥何爱民达成协议，何家赔1.3万元医药费，高不再追究袭警一事。
高作喜感觉受到了正副所长排挤，陷入孤立。开会没人喊他了，聚会活动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没人给他派工作了。他认为，这与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长逼他私了之事有关。
马春生后来说，他不曾排挤高作喜，可能有时言语上有过激。他说他与袭警者并无瓜葛，不是高“怀疑的那样”。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东方红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当时大家都知道高作喜与所长们有矛盾，没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窦艳敏称，高作喜从被打起就陷入抑郁状态，每天睡眠很少。高说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当年10月起，高作喜开始给市、自治区及公安部写信，举报自己被袭被要求私了之事，并称遭到所长排挤产生抑郁。
副局长说，越级上访是“严禁”的，但“我们的警察”坚持越级上访，这让局领导十分恼火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长徐晨铭到所里调解他与所长的矛盾。高作喜的备忘录里记着，局长答应让马、王两名所长公开道歉。
徐晨铭后来对记者说，高作喜称马、王排挤他，让他患上抑郁症、糖尿病，需补偿，“但这没有道理”。他说，没有证据证明马和王违法违纪，并且两人当着他的面给高作喜赔礼道歉了。
他称，他们不但没道歉，还威胁他不要再告状了。2009年1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杨树镇，民警高作喜在家中愁眉不展。他已两年没到所里上班了
在高作喜不断坚持下，2006年12月，农垦分局作出“关于对马春生、王君利进行口头批评的情况说明”，称两人身为派出所领导，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产生不满情绪，分局领导已对两人进行了严肃口头批评，责令他们向高赔礼道歉。
马春生的父亲曾任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局长;王君利与分局副局长也有亲戚关系……高作喜心有猜疑。他继续上访。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区公安厅、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两级维权组协调下，高作喜与农垦分局正式签署协议，答应不再上访。
高作喜称，签协议的前提是，分局领导承诺，补偿他上访产生的费用及抑郁症的医药费，并让马、王公开道歉，但厅、市局领导走后，承诺未兑现。
“说实话，我们局领导对高作喜被袭案的处理过于草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才有了事件逐步恶化的局面。”如今已调离农垦分局的李宝全认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
李宝全回忆，这让农垦分局承受了巨大压力，“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曾多次批示，严禁越级上访。我们的警察上访，而且多次越级。这让市局和分局领导感觉压力巨大，十分恼火。”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长徐晨铭的电话。让他去分局一趟，说局党组将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他的问题，
当日晚饭后，徐晨铭让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党组意见。并让法制大队长邓毅陪着他。
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绪寅回忆，当时，他们接到了农垦分局副局长张强的电话，称该局有一名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医院配合采取强制措施。
他介绍，当时他和护士莫轶强坐火车，到了农垦分局所在的大杨树镇，徐晨铭和副局长张强接站，“穿着警服，开着警车”。
高绪寅称，徐晨铭告诉他，高作喜多次扬言要杀人报复，分局已请示了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批示可强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鉴定书，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医院为高作喜做的鉴定，结论为“神经症”。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医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说，神经症的症状为抑郁、焦虑间或产生臆想，“很常见，一般不会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她是给高作喜做鉴定的三名专家之一。
高绪寅称，当时他提出，强行收治精神病人，须家属同意。徐晨铭说，高作喜与妻子刚离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远，只能联系他在分局刑警队的二哥高作成。
据高作喜之妻窦艳敏讲，因领导们频繁让她劝说高不要上访，2007年12月初，他们办了离婚手续，高作喜拿着离婚证去给局领导看：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两人后在2008年初复婚)12月1日，高作喜在家照顾瘫痪的岳父。这些年下来，他几乎是家徒四壁
高绪寅回忆，2007年12月10日晚7点，徐晨铭与两名副局长带着他和护士，去高作成家。到门口后，“徐局长说我们不用进去，他给家属说就成。”10分钟后，徐从高家出来，称家属已同意，但不愿出面。
连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车运走，法制大队长邓毅全程“押送”。 领导批示“强送”
公安分局给市局写申请，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长批示“同意”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疗，公安局送你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在“重症监护室”。
该医院所在的富裕县，离高作喜家约500公里。高作喜很是惊慌，连称自己没病。医生说，有你的精神病鉴定。
根据医生所说的鉴定日期，他查备忘录，2006年4月3日，是一次会见。那天，分局副局长李宝全给他电话，说自治区政法委领导要跟他面对面谈案情。当日，高作喜见到的“领导”是两男一女。
原来那是医院的人精神病院里，高作喜“顿悟”：这是一个设计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宝全承认，当时的确是假借领导谈话，对高进行了精神鉴定。之所以隐瞒，是怕高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失误”。
李宝全称，是徐局长安排他找的医生。鉴定经过和结论，都没告诉高本人和他的家属。他说，高不停上访，分局压力非常大。不过他本人并不赞成送高入院。
他的备忘录记着：2006年5月5日，副所长王君利对我说，你要再告，花点钱给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东方红派出所多名民警证实，马、王二人曾当着高的面说，再告状就送进精神病院。不过，马、王二人均否认。
高作喜之妻窦艳敏称，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长张强曾到家里，说高作喜越级上访，已决定对其停职，在外遭遇任何不测，后果自负。
此事的背景是，当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给徐晨铭打电话，称：“再不处理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时。”一小时后，没等来局长回复，高作喜到公安部交了举报材料。
窦艳敏称，张强后来又找她谈话，称各级领导都对高作喜越级上访很生气，可能要追究责任，如果家属能证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窦艳敏拒绝：“他怎么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称，全家人从来都不知弟弟有精神病。
据李宝全讲，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访后，分局领导向市局写了申请，大意说高作喜有精神病，需采取强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批示：同意强送。
李宝全和徐晨铭均称，高作喜有严重暴力倾向，多次称“如果上访没结果，我就杀人报复”。
高作喜否认说过类似话语。他称自己与领导的见面，都是自己平静，领导“拍桌子骂娘”。（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