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72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占比高达97.5%。用户需求的巨大网络效应不仅产生了持续增升的商业价值，而且引爆了广泛的商业创新。除了电子商务的年度交易规模达到了29.16万亿元并圈占了全球40%的市场份额，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全新的商业形态快速拥抱寻常百姓的生活，而“数字生活”折射出的无疑是数字经济的强大魅力。
统计表明，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达到32.9%，对GDP的贡献已达到70%，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数字经济已成为发展最快、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的经济活动。
以百度、腾讯、阿里等为龙头的数字技术企业无疑是持续地向数字经济输送新鲜血液的最前卫市场力量。
从人脸识别到语音识别再到无人驾驶，中国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已日渐成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麦肯锡预侧我国市场潜力到2020年有望突破千亿元产值的大关。与此同时，BAT还扮演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推手，国内数字企业42%的风险投资都由它们提供。此外，我国还是世界上1/3的“独角兽”企业的所在地，一批快速涌现和成长的数字技术公司正在创建一个多层次多行业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其最终联动出的市场动能不可限量。
作为数字经济的参与者，中国政府布局谋篇的能力并不仅体现在制定“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行动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宏观蓝图上，其策应数字经济的具体行动也是风生水起。数据显示，目前在微信公众号、微博、手机端应用等信息服务平台上，政府“窗口”汇集的用户超过了2.5亿，占总体网民数量的33%。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推出的“全球政府相关领域数字化指数”结果显示，中国政府的数字化程度排名第8位，而美国和欧盟分别排在了第18位和第16位。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填平“数字鸿沟”的成绩异常斐然。《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实施不到一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村通宽带比例已经超过90%，累计将499个国家级贫困县纳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支持范围，占全部贫困县的60%，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74万人增加收入，而且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部署统一的光纤网络，并向所有电信运营商开放，这种数字经济领域的最佳实践在全球无疑具有复制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数字经济已成各国共识，如美国成立了由科技行业巨头、创新者以及专家组成的数字经济顾问委员会，德国发布了《数字战略2025》，英国出台了《数字经济战略》，日本提出了建设“超智能社会”等。那么，我国数字经济从起初的“跟跑”到目前的“并跑”以及向“领跑”发展，如何在竞争的态势下，聚力凝神加速前行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家可以创建数字经济试验区以及数字经济重点实验室，通过专项财政拨款以及成立数字经济专项基金予以全力扶持；地方政府应当创建数字经济园，通过发行专项债券以及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持续进行财力投入；鼓励国有企业建立数字经济试验车间和创建数字经济实验室，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以及资金反补等方式给予有力的支持。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当转变“普惠式”的政策激励方式，可以在一个行业选择2～3个数字经济建设标本进行重点孵化，与此同时，更要集中财力强化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力度，力争尽快突破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以及基础软件产品等方面的短板与瓶颈。（毕夫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